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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曾国藩做事胡雪岩大全集》 作者：霍晨昕 移然
第一部分跟曾国藩学做人
第一章 做人须做“人上人”
工善其事，先利其器，若想成功名大业，必先成完满之人格。而所有被历史铭记的豪杰人物无不应时代而生。做人，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修身养性。他们一早就清楚自己在时代中所居的位置，一早就明白自己在家国中扮演的角色，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做”成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人。
1.1 时代决定“人上人”
工善其事，先利其器，若想成功名大业，必先成完满之人格。而所有被历史铭记的豪杰人物无不应时代而生。做人，对他们来说不只是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修身养性。他们一早就清楚自己在时代中所居的位置，一早就明白自己在家国中扮演的角色，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做”成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民间常说：“做人当为人上人”，所谓“人上人”并不是骑在别人头上耀武扬威的人，而是众人之中最为杰出、最为耀眼、最为卓越的人。
曾国藩就是一个“人上人”。
爱他的人“誉之为圣相”，恨他的人“谳之为元凶”，然而不管是爱他还是恨他，人们都不可否认他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或许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但他的为人绝学却能历经时代变迁依旧闪耀着熠熠光辉。他生在凋敝乱世，却不满足独善其身；出身于农民世家，却不甘一生平凡。他春风得意时，懂得收敛锋芒，谦虚退让；他身陷低谷时，懂得坦然以对，厚积薄发。他时而尖锐如利刃，严酷无情；时而又宽厚如春风，温和恭谨。他在波澜诡异的权力场上能屈能伸，进退自如，虽几次落于险境却最终全身而出。他在复杂纷繁的人际圈里圆融通达，八面玲珑，虽几次遭遇变故却始终游刃有余。
做人当学曾国藩，正直而不迂腐，圆滑而不虚浮，身居高位而不骄横奢靡，习他的处世之风便可知何为人格之完满。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小山村里。那是一个看似宁静却孕育着不安的时代。乾隆时期的繁华荣耀正渐渐散去，成为被人追忆的过往，无论嘉庆皇帝怎样斩贪官、肃政事，庞大的大清王朝仍以一种微妙的速度向衰落滑去。朝廷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曾经骁勇无比的八旗军变得颓靡虚弱。于内，经济的根基千疮百孔，于外又无力迎对正进行着大变革的世界。19世纪初的欧洲已经尝到争夺劫掠的甜头，传说中富庶丰饶的东方世界正刺激着它没有止境的欲望，一场浩劫正向大清朝逼来。
此时，充满惶恐的大清王朝极其渴望找到接济万民的圣人，它将希望寄托在名臣贤士身上，期待用他们的力量扭转王朝的衰颓。早在18世纪末，巍然的紫禁城就已经生出不祥之感。1774年白莲教在山东兴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1813年，天理教起义军又直捣紫禁城，此时曾国藩只有两岁。当时，数十名起义者翻过高高的城墙直逼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嘉庆帝虽因不在北京躲过一劫，却也不免心惊肉跳，寝食难安，提笔写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他已隐约感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更慑人的“未有事”接连登场。
在民间还少有人意识到惊天震地的大动荡已经拉开序幕，人们遵循着传统，仍把读书、入仕当作最为理想的成功途径。有条件的人纷纷埋首于古代圣贤的著作之中，一面寻找治国理民的明途要理，一面寻找功成名就的方法策略。所有读书人都明白一个非常实际的道理：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要想拥有显达富庶的生活，就必须得到朝廷的赏识。
一个人成功的前提就是看清谁能给自己提供成功的机会。在“君天下”的封建时代，提供这些机会的只有朝廷。谁能博得朝廷的青睐，朝廷便给谁大显身手的机会。谁能体察到“时代的需要”，谁就能比别人更好地获得朝廷的器重。
起初，曾国藩的家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名麟书，字竹亭，有着十分文雅的名字，上溯至五六千年曾家都没有出过什么科举能人。曾国藩的家族就和中国万千个小康之家一样，一代一代辛勤专注地料理着自己土地上的事务。
不过，发生在曾国藩祖父曾玉屏身上的一段经历却影响了曾国藩的未来。
曾玉屏非常能干，他将曾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为曾家挣得了颇为丰厚的产业，在曾家所在的白杨坪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他经常帮助街坊邻里处理问题纠纷，分析起问题来头头是道，十分精通做人之术。这从他为孩子们留下的训诫中就可见一斑，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
圆滑持重的曾玉屏备受大家敬重，只是每每回首往事，他总有一丝遗憾：那就是因为年少时的骄狂放纵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年纪越大他就越觉得“读书少，未入仕”是造成自己人生局限的重要原因。无论他多么受人爱戴，他得到的敬仰永远只限于乡里乡亲；无论他多么努力，他成就的事业也永远仅限于自家的田地。他给了儿孙们衣食无忧的生活，却没能为曾家光耀门楣。更何况眼看着时局一天天复杂，他有理由担心曾家的基业无法保子孙的永久安康。他纵有再大本领也只是身份低微的平头百姓。
做人要做人上人，在重视家族关系的中国，一个人是否成为人上人必将关系其整个家族的命运。而在19世纪初，读书入仕恰恰是成为人上人最理想的途径。阅历丰富的曾玉屏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将读书入仕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
曾玉屏有三个儿子，长子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次子幼年夭折，三子曾骥云。让曾玉屏失望的是麟书和骥云都不擅长读书。关于曾骥云读书的资料流传极少。单说曾麟书，他读起书来十分努力，可就是和功名无缘。他参加了十七次童子试，屡考屡败，直到43岁才考上个秀才。可这个年纪已不大可能再在功名之路上取得什么成就，他只能将“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几个孩子身上。他不辞劳苦地操办私塾，尽可能地为孩子们创造优越的读书环境。
受父亲的影响，还处在人生蒙昧阶段的曾国藩就已经不由自主地踏上“读书入仕”的路途，他的未来在冥冥之中和动荡的时代联系在一起。而他若想在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之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做到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比其他人更符合朝廷的需要。这些“需要”将决定他读什么样的书，成为什么样的人，还将决定他能在仕途上走多远、多久。
“务实”的理想最容易成功，出生在地主之家的曾国藩一早就将家族的“务实”精神吸收在血脉里，所有关于成功的畅想若出离“时代的需要”，就找不到化作现实的着陆点。还好，曾国藩在人生之初就领悟了这个道理。
1.2 野心诞生“人上人”
野心，是功成名就的前提。人的野心有多大，他的格局就有多大。人的野心有多强烈，他成功的机会就有多大。而人的野心是用在光明正道，还是用在偏门左道上，将决定人是救世之才，还是祸世之徒。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不能不说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从平凡的农村少年到远近闻名的才子，从刻苦读书的书生到跻身政界的骄子……其人生的每一步飞跃都无不以野心作为动力。若不是野心，他不会从宁静偏僻的湖南乡下一路走到紫禁城，也不会从身微言轻的无名小卒蜕变成大权在握的两江总督。
另一方面，野心又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在皇权昭昭的封建时代，臣子们一个不小心就会因为“功高震主”而招致横祸。更何况曾国藩是以汉人的身份进入满人的权力圈里，相比那些位高权重的满族大臣，其所受到的猜忌、嫉恨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曾国藩却成功地规避掉野心带来的负面作用，他功成名就，全然身退，死后还获得了“文正”的谥号。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只有8个人得到这一谥号。
曾国藩之所以可以既功成而不见毁，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野心的深刻认识。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曾国藩就注定要把成为人上人当作毕生奋斗的目标。他一出生就被家人寄予了重望。
曾玉屏的小儿子曾骥云一生都未生育，为曾家传宗接代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曾麟书身上。曾麟书的妻子江氏头胎生了个女孩。从来不信巫鬼神怪的曾玉屏一时心急如焚，待江氏再度怀孕后，几次请人占卜，希望儿媳可以诞下一个男孩。他虔诚地烧香拜佛，求神许愿，以至于曾国藩降生的那天，家人故意和他开玩笑：明明生了个儿子，却故意告诉他又生了个女孩。
据说，在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做了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家的房子上盘旋着一条巨蟒。那巨蟒并不伤人，在房顶上转了几圈后就进入房子里面。看到巨蟒进屋了，曾竟希吓了一跳，从梦中惊醒。而他刚刚醒来，就被告知孙媳妇生了个男孩。曾竟希顿觉此梦非同寻常，便将梦中情景讲述给众人听，大家都觉得这个初降人世的婴儿日后定会有一番大作为。
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作为曾家的“长孙”，曾国藩注定要背负起全家的期望。他的祖父、父亲都不约而同地将光耀门楣的重任放在了曾国藩的肩上。曾国藩5岁就开始读书认字，6岁就进入父亲开办的私塾学习。在形成独立的思想见地之前，他很自然地把家人对自己的要求当作奋斗的目标——成为人上人。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叛逆的孩子，所以他一直朝着这个目标默默前行。
在曾国藩的成长过程中，曾玉屏对曾国藩的影响极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曾国藩日后的行为模式：渴望成就大事业，为“主”效劳。
中国的传统家庭和封建皇朝在权力结构上是一体的。曾玉屏是一家之主，在家中的地位就犹如皇帝在国家中的地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曾玉屏并不是个理想的家长。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家人之中若有谁违背了他的命令，他必定要大光其火。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还会拿家人撒气。但他的这些性格正暗合了“君”的特点。在朝廷之上，皇帝一言九鼎，“君命不可违”，皇帝的命令就算再荒唐，作臣子的也要小心遵从。皇帝生气时故意找臣子麻烦，臣子也必须心平气和地承受。
曾国藩之所以可以处理好微妙的君臣关系，就得力于他幼时的家庭环境。他的父亲曾麟书给他做了“服从”的榜样。在被祖父教训时，父亲从不还嘴。就算祖父气急败坏动手来打，曾麟书也毫无怨言地默默承受。正是在家里曾国藩知道了什么是“尊卑”，什么是“君君，父父，子子”。他崇拜他的祖父，像父亲一样屈服在祖父的“统治”之下。直到日后当了大官，掌了大权，他仍把祖父的教诲谨记于心。曾国藩常说的“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就是从祖父那里听来的。
皇帝可以给臣子提供大展宏图的舞台，也可以结束臣子的生命。如何和皇帝相处，如何在掌握权力后不因为野心的膨胀而忽视掉君臣的这一微妙关系，都是臣子们要学习的重要内容。曾玉屏和曾麟书都没有入朝为官的经历。然而，他们在家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却让曾国藩学会了与“掌权者”相处的技巧：
要想得到众人的尊敬，就必须得到“掌权者”的喜爱。
要想得到“掌权者”的喜爱，就必须把“掌权者”交代的每件事都做好。
做事时需要用到的“权力”是“掌权者”赐予的，要想得到这些“权力”，就必须博得“掌权者”的信赖。
要想得到“掌权者”的信赖，就必须对“掌权者”绝对服从。
总之，建功立业的野心可以一再膨胀，但这个野心必须始终以“为掌权者服务”为目的。对“君”的敬畏、忠诚、服从，从一开始就深深印刻在曾国藩的脑海里。有人奇怪曾国藩的一生并不缺乏拥兵自重的机会，也不乏凭空受谤、被政敌排挤的委屈，为什么从未有过“反”的念头。答案就在这里，从人生的一开始，曾国藩的野心就被框定在“为君效忠”的大前提下。
有什么样的野心，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今天的人们可以嘲笑曾国藩这“忠君”的奴性，但谁也无法否认为野心设定“限制”是何等的重要。野心与欲望浑然一体，若任其发展，人就容易因过于专注最终目标而忽视周遭的危险，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会让自己落入困境。在野心的帮助下成为“人上人”难，但在野心的刺激下从“人上人”沦落为“人下人”则轻而易举。
理智是规避掉野心负面作用的关键。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理智的最重要内容，就是认清自己的身份，想清楚在这一身份下，什么事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最好想都不要想。幼时对祖父的绝对服从，让曾国藩得以游刃有余地处理理性与野心的关系，他的野心再膨胀，也不会违背“忠君”的原则。
1.3 勤奋铸成“人上人”
做事必先学做人，而做人贵在一个“勤”字，具备了“勤”的素质，人的各种能力才能培养出来。从凡夫俗子成长为盖世英才需要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曾国藩天资聪颖，但如果他只有聪明的大脑而没有勤奋的精神，那他充其量是个脑筋活络的乡间小子。曾国藩6岁开始进入私塾读书，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五经”。“五经”是儒家的五部经典著作，包括《诗》、《书》、《礼》、《易》、《春秋》。对一个10岁的孩子而言，光是认清这“五经”上的字就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还要较为通达地读完，其在学习上所倾注的精力可想而知。而曾国藩读书还有一套“规矩”，他要求自己“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一书不读完，断不看其他书”……在勤奋的人眼里，世上罕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有不够勤奋的人。
年纪稍微大些，曾国藩就开始学写八股文。为了让文章写得更为充实，在学习“四书”“五经”之余，曾国藩还通览了《史记》、《周礼》、《仪礼》等书。他尤爱读史，即使很多年后当了大官，要事缠身，他仍坚持每天“读史十页”。长期大量的阅读着实丰富了他的思想，让他的文章既流畅自然，又言理凿凿。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曾国藩很快就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其父曾麟书见他学有所成，便经常带他到一些学者家里走访学习。曾麟书的友人欧阳沧溟十分赏识曾国藩的才华，断定他日后必成大器，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年仅14岁的曾国藩为妻，做了他的正室夫人。
曾国藩曾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然而，做事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说得上是“勤奋”呢？关于勤奋，曾国藩有这样一个标准——“五到”。所谓“五到”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者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具体说来，“身到”，就是行动起来，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职尽责。不能窝在屋子里夸夸其谈，而要将“责任”落实在行动中。如果是做官，那他就需要亲自去调查案件，到所辖之处进行巡逻。如果是带兵，就要亲自巡查军营，和士兵们一起深入敌地。曾国藩非常重视领导者是否起到表率作用，要想拥有“勤奋”的团队，领导就必须以身作则，营造勤奋的氛围。以曾国藩为例，在湘军练兵时，他每天都早起，亲自督练，认真履行着“身到”的原则。而对那些“被领导者”来说，“身到”更为重要。因为人的阅历、经验无不需要在实践中积累，人要提升自身的办事能力需要做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领导从来都赏识“会办事”的人。顺着“身到”的逻辑，在具体的工作中，比别人多干一些活，多承担一些事务，绝不是“吃亏”。
当然，人做事要勤奋，可如果勤奋不到点子上，就容易“好心办坏事”，所以曾国藩又强调“心到”，即做任何事都要勤于动脑、用心揣摩、仔细分析。如果忽视了“心到”这个环节，人就容易沦为“做事机器”，付出大量精力却无法提升自己。在对“心到”进行解释时，曾国藩也说明了“心到”的技巧：理清事情的条理，对事情进行归类整理。只有做到这两点，人才会认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找到最优的处事方案，提升办事效率。
在具体的工作中，人除了要想清楚事情的“大方向”，还需要照顾到事情的各个方面，将所有细节都考虑周全，避免“阴沟里翻船”，这就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洞察力，即“眼到”的功力。要学会把事情“看”仔细，学会“看”透他人的内心，学会“看”到各种文书文字背后的含义。“眼到”的功力并非一朝一夕便可练就，它需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极为了解，需要积累丰富的社会阅历。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手到”的关键就是勤记笔记。这笔记的范围包括读书时看到的精辟词句，从工作生活中总结出的思想感悟，对人对己的观察得失，处理某件事情的关键点以及日程计划等。曾国藩就非常重视“手到”的作用，这从他留下的大量文字中便可看出。他写的书信、日记、批文光是流传下来的文字就多达千万。有人做过一番统计，以《曾国藩全集》为依据，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871年，曾国藩一共写了1459封家书，单是1861年一年，就写了235封。而1861年刚好是洋务运动开始的一年，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在这一年他开办了安庆内军械事务所，公务的繁忙可想而知。但他之所以坚持读书写作是因为“手到”在他这里不仅仅是书写情绪感慨，更是一种学习方式，他的思想认识在“手到”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如果说人要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不断成长，那么“手到”就是记录经验的重要方法。
至于“口到”则是指“沟通的方式”。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不能忽视“口到”的作用。在日常的工作中，人们除了要用文件来提醒彼此要做的事情，还需要不时进行口头沟通，将问题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及时解决。
勤奋是铸造“人上人”的必备素养，曾国藩用“五到”来解释勤奋：脚踏实地、精益求精。不止如此，曾国藩还把勤奋当成识人辨才的关键。在招募良才时，他更愿意把机会留给踏实肯干的勤奋人，哪怕这个人并非天生聪颖。而在淘汰人时，他首先会筛掉那些懒散怠惰之徒，哪怕该人很有天份。曾国藩不喜欢投机取巧，他相信做事如“鸡孵卵”，如“炉炼丹”，不可“须臾稍离”。
勤奋是将庸才转化成英才的必要条件，曾国藩做到了，所以成就了一世功名。凡夫俗子要想成为“人上人”，也必须时刻鞭策自己——“勤奋”。
1.4 阅历造就“人上人”
曾国藩少年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斋中度过，即使他天资聪颖，努力好学，但要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仍不容易。
在清朝，科举考试有四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院试虽是最低级别的考试，但也不能直接参加，在进行院试之前，必须先通过县级的府试，拿到童生的身份后才有资格参加院试。院试由各省的州治所或府城举行，有三“关”要过。具体说来，第一关是岁试，只有通过了岁试才能得到秀才身份，才正式成为“国家的学生”。而只有在岁试中表现优秀，才有资格进入第二关——科试。经科试通过，方可参加乡试。由于考试的时间是每三年为一个周期：第一年举行岁试，第二年科试，第三年乡试。如果一次没有考中，就意味着要等上三年才能重新再考。曾国藩的父亲成为秀才时已经43岁，还有很多读书人考了一辈子也没考到秀才的身份。不过，让曾麟书欣慰的是，曾国藩考上秀才时只有22岁。
考中秀才给了曾国藩很大鼓舞，更坚定了他“学而优则仕”的信心。
然而，“学”尽管是通往“仕”的途径，但“学”和“仕”却不一样。要想顺利地从“学”过渡到“仕”，就要知道掌握着全天下读书人仕途的朝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对当时的大清帝国而言，朝廷最需要的不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的大学问家，而是有能力、有魄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家”。
年轻的曾国藩此时并不具备“实干家”的素养，他来自偏僻的小乡村，在书斋中度过了20多年的岁月，社会阅历极其有限。他可以凭借聪明才智轻松地通过院试，却未必能通过接下来的考试。因为在清朝，院试的考试内容和现实社会结合得并不那么紧密，即只要求考生写八股文，解释四书五经，吟诗作赋，默写圣贤经典。但接下来的考试却需要考生对社会民生有一定的了解。在乡试中，考生除了要写八股文，还要对经史时务阐述观点。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只有通过乡试得到举人的称号，才可以去参加会试和殿试。
阅历需要时间来丰富，可对一个急于走上仕途的年轻人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积累阅历。为此，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开拓自己的眼界。在考上秀才后，曾国藩没有继续闷在家里复习功课，而是来到长沙，到当时湖南最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学习。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尽管在书院中，曾国藩仍然过着“书生”的生活，但这一时期的“书生生活”已不同于他在家乡那种封闭单调的书生岁月。 作为一座历史名城，长沙有很多名胜古迹，比如大禹治水时留下的禹王碑，西汉长沙王刘发留下的历史遗迹，汉代文学家贾谊的故居……这些都刺激了曾国藩建功立业的雄心。每当天气晴好，曾国藩就会和友人一道外出游玩，他们谈古论今，大抒壮志，个个意气风发。多年之后，回忆起在长沙求学的日子，曾国藩仍感慨万千，并写有诗句：“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佳哉。妙高峰下携步谁，爱晚亭中醉几回？夏后功名余片石，汉王钟鼓拨寒灰。知君此日沉吟地，是我当年眺览来。”
在岳麓书院的生活让曾国藩的思想从家乡那荒僻的小村子里跳脱出来，他开始敞开心胸面对这广阔的世界。与此同时，岳麓书院的学术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曾国藩。从明代开始，岳麓书院就大力提倡“有用之学”，推崇侧重实用、关注社会民生的宋学。当很多汉族学者还因捍卫汉学而对宋学大力鞭挞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把目光从“学术研究”转移到“学以致用”上。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就开始大力提倡宋学。在崇尚宋学的岳麓书院读书，对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大有裨益。
作为一个尚在求学阶段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精力到社会中摸爬滚打，但这并不是他“阅历尚浅”的借口，他要大胆地走出自己熟悉的小圈子，主动去了解这个世界。只有这样，他才能明白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自己现在做的是否有利于理想的实现。所谓“积累阅历”并非是指懵懵懂懂地任岁月流逝，而是用务实的眼光来观照未来，时刻汲取对自己的发展有帮助的东西。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的成绩很好，24岁时，他从岳麓书院毕业。随后参加了乡试，顺利获得举人的头衔。踌躇满志的曾国藩开始向新的目标迈进，他收拾行囊准备进京赶考。
1.5 坚忍历练“人上人”
人生难免遭遇低谷，曾国藩在赴京赶考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低谷。他本以为可以在会试中取得好成绩，结果却在1835年初的会试中名落孙山。这对曾国藩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会试若不能通过，他20多年寒窗苦读的心血就付诸东流。尽管古人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对身处低谷中的人来说，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要在低谷中待多久，更不知道自己还能否走出低谷。曾国藩也有类似的恐惧，这从他当时的一首诗中便可看出：
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万事拼同骈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
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清朝的会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官为内阁学士或六部尚书。考试的内容和乡试相当，考中的人便成为贡士，通过殿试的贡士便是进士。殿试是清朝科举制度中最高级别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内容以时政、经义为主。考题由皇帝从内阁拟好的题目中选择，考试的名次也由皇帝来定。成绩为前十名的考生会得到皇帝的亲自召见，其中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一甲进士会被立刻安排到翰林院供职。
梦想近在咫尺却碰触不到，曾国藩的失落可想而知。1836年皇太后大寿，会试照惯例增加一次，但这次机会再次与曾国藩擦肩而过。由于会试每三年才举办一次，身上的钱又不够维持生计，曾国藩只能先回家乡，等三年之后再来京城一试运气。
回乡的路要比赴京的路难走得多，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消沉。还在回乡的路上，他就已经着手准备三年后的考试。在路过江宁时，为买下一部书籍，他不惜典当衣物向人借贷。所幸，他的家人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的父亲曾麟书在得知他借钱买书后并没有气恼，而是告诉他只要他能认真阅读这些书，家里会尽力帮他偿还债款。
在遭遇人生低谷时，曾国藩选择了拼尽全力走出低谷，让他坚持下去的力量就是他那建功立业的志向。他坚信：“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他的自信心并没有因考试的失利而消弭，这正是曾国藩做人非常可贵的一点：不被挫折吓倒、不妄自菲薄。曾国藩从未怀疑过自己能够实现最初的目标，他曾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
能够将人从低谷中拯救出来的永远是自己。要成就大事就必须先学会坚强地面对困难，学会忍受失败的压力。晚年的曾国藩曾这样解释“坚忍”：“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持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
能克服多大的困难，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人生路上困难重重，伟人和庸人的区别就在于伟人总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接二连三地克服困难，庸人却会轻而易举地在困难面前缴械投降。对曾国藩来说，考试失利只是人生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要迎对的困难远比科举失利严重得多。而现实中，却有无数人被拦在了这个困难前面，或心灰意冷，怨天尤人，或无论如何都迈不过这道坎。
俗话说“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两次失败的考试让有些骄傲之气的曾国藩意识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让他对自己的能力、学识有了更清醒的判断。他通过自省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下决心弥补才能上的欠缺，重整旗鼓。很多人在失败之后都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不足，反而将过多的时间耗费在抱怨客观条件上，结果让自己在低谷中越陷越深。
曾国藩一回到家乡，就闭门谢客终日苦读，为赴京赶考做充分的准备。他为自己定下计划，每天必须认真圈点10页书，不得间断，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年。
1838年，曾国藩再次进京赶考，这次他不仅高中第三甲四十二名，还一鼓作气在接下来的朝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他被选入翰林院，成为一名庶吉士。
第二章 做吸引贵人的人
人要有进取精神，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登上人生的更高境界。曾国藩是一个不知满足的人，在翰林院的几年里，为了增长才干，他对自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唐鉴曾要曾国藩认真阅读《朱子全书》，曾国藩不仅读完该书，还给自己立下五个箴言。
2.1 什么样的人是贵人
成为庶吉士后，曾国藩才算真正进入北京的权力圈，但他很快发现，理想和现实仍有很大差距。在家乡，他是天之骄子，在京城，他仍是无名小卒。一种失落感油然而起。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曾国藩曾这样抱怨：“少时天分不甚低，厥日后与庸鄙者想出，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他为自己久居乡间、见识浅薄而懊恼，也为自己没能多结交有志之士感到后悔。他曾感叹：“乡间无朋友是第一憾事。”并告诫家中兄弟，不要将时间、精力耗费在和庸鄙无志的人的交往上，因为这些人：“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应多结交贤才义士。
人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在京城任事，曾国藩一天比一天意识到“人”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从湖南乡下闯出来的平凡人士，还在科举考试时，他就发现了“人脉”是如何关系着他的未来。事实上，正是靠“人脉”的力量，他才顺利地进入了翰林院。
按照清朝的制度，参加考试的人要按照会试、殿试、朝考的综合成绩被评定出等级、授予官职，成绩优异的进入翰林院，其他的人则要被派往地方为官。曾国藩的殿试成绩只是三甲四十二名，并不算突出，除非他朝考表现得特别优异，否则就难以进入翰林院，而最多成为一名地方官员。这样一来，暂且不提他要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光是进入京城的政治圈就要困难得多。
曾国藩当然不想这样，在强烈的成功本能的驱使下，曾国藩积极地寻找贵人相助。他首先找到了正在翰林院中做庶吉士的劳崇光。劳崇光是道光十二年（1832）的进士，曾国藩的老乡。在当时的曾国藩眼中，他无疑是个成功的典范。
尽管劳崇光只是翰林院中一名小官员，影响有限，但几年的官场生涯却让他清楚地了解在官场之上多结交“自己人”总是大有好处的。因此他竭尽全力帮助曾国藩，为曾国藩出谋划策，要曾国藩尽可能引起考官穆彰阿的注意。
穆彰阿正是影响了曾国藩一生的大贵人。
穆彰阿字鹤舫，出生于1782年，满洲镶蓝旗人，在朝中很有势力，早年由于道光皇帝的赏识，他从一名内务府大臣逐渐升为太子太保、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并从1827年起就在军机处担任职务，德高望重。而从他的经历来看，他也确实能给如曾国藩这样初入京城的年轻人以很好的“提点”。他学识渊博、精通朝中大小事务，更重要的是非常熟悉道光皇帝的喜好，他知道什么样的文章会博得道光的欢心。
另一方面，穆彰阿自己也很喜欢提携后辈，在官场混迹数十年，他深深地了解为自己培植亲信有多么重要。而培植亲信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新晋的官员中选拔合自己胃口的人才，偏巧穆彰阿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科举考试，从嘉庆年间开始，他已经数次参与会试、殿试甚至庶吉士考试的主持工作。《清史稿》曾这样记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曾国藩通过会试的这一年，穆彰阿正好是考官。据说，曾国藩参加完考试后，马上前往居住的地方，让事先安排好的抄手，将自己的答卷抄写了10份，分别送给朝中要人。收到卷子的人自然明白其中深意，将“曾国藩文章好”的口风散出去。到了第二天傍晚，穆彰阿便听说了曾国藩的名字，连忙调来曾国藩的试卷亲自察看，发现曾国藩的文章确实有不少可取之处，同时也猜到曾国藩为引起自己注意下了工夫。穆彰阿干脆顺水推舟，给了曾国藩一个高分，将他的朝考成绩定为一等第三名，并特地叮嘱要将曾国藩列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在将考试情况汇报与道光时，穆彰阿又不失时机地对曾国藩美言一番。道光素来信赖穆彰阿，听了穆彰阿的话，把曾国藩从一等第三名提升到一等第二名。
科举考试绝不仅仅是学识的考试。
曾国藩顺利进入翰林院，这番经历给他的仕途生涯以很好的经验。在得知自己被翰林院录取后，他马上前往穆彰阿府上拜见，竟然发现，自己的很多观点都和穆彰阿不谋而合。穆彰阿也十分赏识这个人世通达的年轻人，遂充当起他的“良师”。穆彰阿的提点帮扶为曾国藩日后的平步青云创造了大好条件。
一个人能否成功除了要看他自身的能力，还要看他是否有贵人相助。尤其在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贵人”的作用更是重要。然而，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别人的“贵人”呢？首先，这个人必须有一定的才干，至少对其所处的环境、所从事的事情了如指掌。曾国藩的第一个贵人就是劳崇光，当时的劳崇光虽无权无势，却知晓进入翰林院的途径，因此他能在关键时刻给曾国藩指明方向。另外，贵人穆彰阿位高权重，是皇帝身边“说得上话”的人，他有能力将出身平凡的曾国藩推上大清皇朝的政治场。
其次，这个贵人还必须是好帮助人的人。劳崇光自不必说，其虽然在此之前和曾国藩交情甚浅，可一旦曾国藩有事相求便肯为他劳心尽力。至于穆彰阿，在历史上，人们对他的人品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善于逢迎拍马，喜欢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但不可否认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一向注意培养新人。而他也愿意悉心教诲那些“可造之材”。如果说劳崇光让曾国藩对大清官场有了初步了解的话，那穆彰阿就是教会他“混迹”官场的人。
以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来说，他寻求穆彰阿的帮助，就意味着要成为穆彰阿的人。有些人喜欢无偿地帮助别人，看着别人实现目标便心满意足，可有些人却不会无偿地予人援手，他在做你贵人的同时也期待你有朝一日能成为他的贵人。因此在寻找贵人时，人需要看到这隐含的利益关系，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如此，才能更为迅捷、准确地找到自己的“贵人”。也就是说，那些和自己存在利益关系的人更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贵人。
值得一提的是，有利益关系便会有利用他人者和被他人利用者。但一个人之所以可以被当成贵人，就在于他不会“有用者待为上客，无用者弃如敝履”。如穆彰阿，由于清政府不那么信赖汉族官员，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都没有受到重用，但穆彰阿依旧对其以礼相待。
其实，大而化之地看，对一个社会新人来说，任何可以让你学到有益之处的人，都可以被当作你的“贵人”。这个“有益之处”需要人用积极、长远的眼光来寻找。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一些人的确会给你带来短时期的利益，但却会对你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这样的人便不能称为“贵人”，而更像是裹着糖衣的“害人者”。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贵人”需要了解他对其他人的态度，看看那些被他帮扶的人究竟是发展得越来越好，还是过得越来越糟，是走上了正途大道，还是落入了旁门左道。曾国藩非常幸运，情急之下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了解穆彰阿这个高高在上的朝廷要官，可他却没有选错人，穆彰阿不仅将他带入翰林院，更让他了解了官场的“为人之道”。
进入翰林院的曾国藩在穆彰阿的帮助下，一路平步青云。1840年他被授职检讨，官位七品。三年之后，在穆彰阿主持的翰詹大考中，他又取得了二等第一名的好成绩，授职侍讲。由于道光皇帝非常注重伦理，穆彰阿特地告诉皇帝曾国藩的家庭十分圆满，父慈子孝，夫妻和美。让道光对曾国藩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2.2 抓住一切机会接近贵人
对任何人来说，贵人都是多多益善，尤其在人未发迹时，更要主动去接近贵人。曾国藩就很擅长开拓人脉，在结交贵人上，表现得十分主动，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也是如此。事实上，是否擅长结交贵人是衡量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不精此道的人要么是自视过高，待人倨傲，要么是心窄眼窄，没有勇气突破自我。二者都是成功的大忌。
曾国藩在1840年进入翰林院时只是个七品小官，1843年成为四品官员，到1847年他则一跃成为朝廷的二品大员，短短七年就连跳数级。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朝中，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阁学者的包括曾国藩在内只有三个人，而曾国藩又是其中获得该职位最年轻的一个。
在进入翰林院后，曾国藩从来没淡忘和穆彰阿联络感情。经常以请教问题为借口到穆彰阿府上拜见。当时，朝廷之上正在为鸦片战争而争执不休，一些大臣主张禁烟到底，不怕和洋人打仗；另一些大臣则主张妥协，建议先安抚好洋人的情绪，再私下里进行禁烟。穆彰阿就是后者的支持者，他不仅竭力反对禁烟，还想尽办法排挤那些支持禁烟的大臣。
年轻的曾国藩并没有参与国家大政的机会，但这不妨碍他以此为契机拉近和穆彰阿的关系。他非常认同穆彰阿的观点，并不失时机地向穆彰阿表示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这样既给穆彰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让穆彰阿看到了他“胸怀大志”的一面。从此，穆彰阿对他愈发器重。
只有运气极好的人才能靠“守株待兔”的方法“等来”贵人，绝大部分渴望成功的人都要学会主动接近贵人。越多地创造机会接近贵人，才能越多地向贵人展示自己的才干。
对待贵人要有“长远的眼光”，所谓“长远眼光”就是要知道贵人并非“一次性产品”，曾国藩深谙此理，因此在顺利进入翰林院后他没有忘记穆彰阿，而是更加用心地接近他。当然，“接近”要讲究方法。穆彰阿每天公务缠身，并不会随意接待访客，“接近”是制造机会，“如何接近”才是抓住机会。很多人把“接近贵人”误读为“巴结贵人”，把“博取贵人好感”当作是“拍贵人马屁”。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逢迎拍马”。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就做得非常聪明。
他知道穆彰阿喜欢提携后辈，所以便以“请教学问”做因由叩开了穆彰阿的府门。他对穆彰阿在禁烟一事上的态度有所了解，所以很快摆明态度，对穆彰阿的观点表示认同。人在阐述观点时，总是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曾国藩适时地给了穆彰阿这种肯定，穆彰阿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曾国藩当成了“自己人”。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就这样将曾国藩和穆彰阿联系起来。穆彰阿知道曾国藩尊敬自己、会支持自己，所以提携曾国藩就相当于巩固他自己的力量。
在接近贵人时，与其绞尽脑汁大献殷勤之辞，不如仔细听对方说话，予以适当的呼应。让对方知道你尊重他、敬仰他。
值得一提的是单靠穆彰阿一人之力，曾国藩还不可能如此迅速的升迁。在翰林院工作时，曾国藩不断扩充自己的贵人资源。大学者唐鉴就是他的另一个贵人。唐鉴，字镜海，和曾国藩一样是湖南人，他在1807年即嘉庆十二年考中进士，也曾是小小的庶吉士。在曾国藩进入翰林院的那年，唐鉴刚好被内召为太常侍卿，他精通程朱理学，是人人尊敬的大学者。
曾国藩第一次见到唐鉴是在1841年。一天，道光接见唐鉴，曾国藩则作为随侍站在一旁。道光十分欣赏唐鉴在程朱理学上的造诣，对其大加赞赏。而这一切都被曾国藩看在眼里，他很快就从中总结出道光的用人喜好：精通程朱理学、品德端正。
聪明的文人“不相轻”，曾国藩看到了唐鉴在治学上的长处，尽管他的目标并不是成为一名学者，但他知道在翰林院为官，学问了得终究不是坏事。于是，他将唐鉴作为自己的贵人，主动接近。以弟子之礼拜见唐鉴，并时常向唐鉴请教。作为学者型的官员，唐鉴很喜欢那些积极向学的人，对曾国藩好感备增。而通过唐鉴，曾国藩又认识了其他一些对他的仕途生涯影响深远的人，比如倭仁。尽管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曾和倭仁在一些重要事情上发生严重分歧，但二者的私交却一直不错。以至于多年之后，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遭到非议，倭仁还言辞恳切地为他上书说情，大鸣不平。
主动接近贵人包含着“主动寻找贵人”的意思，如果说穆彰阿是曾国藩“有幸结识”的贵人，那唐鉴就是曾国藩主动结交的贵人。人要有一双会发现贵人的眼睛，要善于挖掘他人的长处。曾国藩即是如此，而他和唐鉴的交往又揭示了“人脉”的深意：“人脉”并非一条一条的直线，而是一个会向四周发出射线的点。往往结交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会为人带来一堆贵人。
曾国藩曾在给家人的书信中炫耀他认识的贵人：
“现在朋友愈多，讲求躬行心得的，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悟道的，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的，有何子贞，才气奔放的，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的，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年二十六岁，张筱甫的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翰林。吴莘畲，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的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这四位，先闻我的名来拜访，虽说他们的学问有深浅，却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辈的人物。京城是人文荟萃之地，不去探求便没有，越去探求就越多。”
只要肯主动地接近贵人就能有如此大的收获，何乐而不为呢？
2.3 才干，吸引贵人的目光
曾国藩在认识唐鉴时，唐鉴已美名在外，身边围绕着不少像曾国藩这样有野心、有抱负的年轻人。对曾国藩而言，有利的一面是，他可以借助唐鉴来认识其他贤德人士，不利的一面是，要想在这些人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偏偏曾国藩有一种“遇难则强”的个性。他把翰林院当成积累才干的地方，他向来明白人要做大事就必须拥有做大事的能力。其实，对他这样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而言，翰林院实在是理想的学习之所。首先，它拥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大学问家。其次，它保存着大量堪称经典的书籍。第三，翰林院的工作并不繁忙，曾国藩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扩充自己的内涵。事实上，让曾国藩在日后大放异彩的学问志向，都是在翰林院奠定的。
才干要靠学习来积累，在入京为官前，曾国藩的学习多以“科举”为目的。在入京为官后，他的学习则以“升官”为目的。他曾把李斯、诸葛亮这样的布衣良相当作自己学习的典范。作为理学家唐鉴的学生，起初，曾国藩并没有在治学上表现出卓越之处，因为当时他读书读得相当盲目，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在翰林院学习的日子：
“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辞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
只是这样的“盲目”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件好事。
历任大清皇帝都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因为该学派非常注重道德伦理，十分强调三纲五常，清政府需要用它来统摄臣民的思想、巩固统治。但理学重心学，过于强调它难免会变得保守封闭，在大清王朝鼎盛之时，它的这一弊端还不明显，但在大清王朝衰落之际，它的弱点就呈现出来，朝廷并不能够用它来解决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至少气势汹汹的洋人不会把“君为臣纲”当作至理名言。
曾国藩是汉族官员，要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就必须顺着清政府的喜好做理学的拥笃者。在他之前，不止唐鉴，很多汉族官员都是因为在理学上造诣甚高才得到皇帝的青睐，比如李光地、汤斌。不过“盲目读书，涉猎广泛”的曾国藩很快便发现了理学的弱点，渴望有一番大作为的他本能地开始去学习那些能够帮助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于是，他一面钻研理学，一面又积极吸取汉唐经学的精华，自称“一代宋儒，不废汉学”。
能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成治世才干，在当时就是曾国藩能否平步青云的关键。曾国藩非常注重经世之学。所谓经世之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内容，着重解决现实矛盾。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大清王朝。当很多大臣仍将精力放在经学理学之争时，曾国藩已经做好了接受外来文化的准备。他注意到大清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注意到前人的学说不足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于是提醒人们去正视前人的错误，勇敢承认“圣人之说”也有没说到的地方，然后自创新法处理新事，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多年之后，曾国藩扛起了“洋务运动”的大旗，将西方的科技引入大清，而其之所以能够果断地去学习“夷人”的长处，就和他早年形成的这种开放、务实的治学态度有关。
曾国藩曾这样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做轮舟即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亦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无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一个人对学问的态度和他对事情的态度往往是相通的，曾国藩非常注重培养自己的才干，他也很注重国家的“才干”。从上段文字中便可看出，对他来说，如果洋人擅长的，大清同样擅长，那么在和洋人的对抗中，大清就能居于主动。若大清没有这种“才干”，那无论是委曲求全巴结洋人，还是义正词严与洋人针锋相对，都会居于不利局面。人人媚夷固然不可取，但人人仇夷更不是明智之举。
在同辈官员中，曾国藩的天赋并不算高，可贵的是，他比别人更早地注意到世界的变化，更早地意识到要将理论知识转化成治国才干。尽管在翰林院担任闲职的曾国藩没有太多机会告诉贵人他如何能干，但他至少清楚地表露出他的实干精神。而任何一个贵人都会青睐有才干的人。曾国藩在治学上不落人后，在处事上又有独到的想法。无论是穆彰阿还是唐鉴都很难不注意到他。这两个精通朝中事务的大臣都非常清楚，大清最需要的不是理论家，而是实干家。暂且不提穆彰阿，就算是专注学问的唐鉴也会花很多时间和曾国藩讨论国家时政，这给了曾国藩很好的锻炼机会。在升任礼部侍郎后，曾国藩在朝堂上陈述的治国意见，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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